文/ 木本忠昭

翻译/ 冯丹阳

概况

　　水俣病是因熊本县水俣市生产化学合成品的窒素株式会社（当时被称为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水俣工厂排出的废水中，有机（甲基）汞化合物经鱼、贝类的食物链在人体内蓄积而发作的公害病。症状由视野狭隘、感觉障碍、运动失调、听力障碍、言语障碍和手足震颤等初期的中枢神经性疾病开始，发展为头痛、疲劳感等全身性疾患，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甲基汞可通过胎盘转移至胎儿也会导致胎儿性水俣病。

　　熊本水俣病正式被确定是在1956年的5月，由新日本窒素附属医院向水俣保健院报告了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系统患者的发生。尽管如此，水俣病的发生被认为是在1942年左右。至2006年，被认定患者已达2265人（其中1582人死亡），各种法院判决认定的水俣病患者7890人，村山政权时代决策的受领一次性补偿260万日元的患者人数1.0353万，其他患有水俣病却想不为人知或不自觉的还有3万人左右。

　　目前，如下文所述，水俣病认定行政机构机能的不完善，对患者未能实现全面的救助，这已成为日本的一大政治课题。

“技术的窒素、窒素的技术”与最恶的公害

　　造成世界最大规模惨剧的窒素株式会社，是由东京大学电气工学科毕业的野口遵于1906年创办的曾木电气与次年日本碳化物商会合并为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后发展而来的。该公司不断导入新技术，成为了日本合成化学工业史上技术尖端的龙头产业。二战后，在战时技术的基础上再建，开发了煤炭及碳化物领域的新技术，被称作“技术的窒素、窒素的技术”。那么，开发了如此先进技术的株式会社，如何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恶劣的公害？

二战前的窒素、新兴财团与进驻朝鲜

　　1909年，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在日本国内首先将弗朗克・卡罗法（由德国的Adolf Frank 与Nikodem Caro所开发）工业化，在水俣开始了窒素肥料的生产。当时，新兴企业纷纷登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国外资本从日本市场退出，新兴企业走向兴隆。但到了战后，经济的不景气及国外资本的再次进入致使很多新兴企业走向没落。这些企业当中，三井和住友、三菱等旧财团对新技术持否定态度，而日本窒素则积极导入新技术，如用卡萨雷（Luigi Casale）法高温高压合成氨，与旧财团企业相对抗并成长为新兴财团。此外，还采用了铜氨人造丝法，不断地扩大企业联盟。

　　与此同时，日本窒素株式会社从旧财团支配下的日本国内转向了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殖民地朝鲜。1927年，朝鲜窒素肥料株式会社成立，接着把水力发电站建在了赴战江、长津江、虚川江和鸭绿江。这些发电站的建设，虽然在技术工事上比较困难，在权力与军队的支持下以非人的殖民地劳动为基础持续推进，将鸭绿江的水丰大坝建成了远东第一的规模。靠这些水电，化学工厂的规模得到了扩张，在兴南建设的化学石油联合工厂被称作远东第一，甚至超过了本国的规模。这种殖民地非人的劳动形态也反映在本国，如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的水俣工厂。他们对劳动者采用的面试中，公然提出“在爆炸事件中死了也没关系吗”这样的问题。

　　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的技术开发确实率先引进了国外的技术，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是在确认安全的基础上扩大工厂规模，而是建立在众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朝鲜窒素株式会社是挣脱了与旧财团的竞争，在其经济支配无法实现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殖民地配合旧财团支撑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除了建设火药工厂，同时为了与德国合作，还尝试V2火箭燃料的生产、煤炭液化工厂的试建等，这些即使在殖民地也属先端的技术开发，起到了帝国主义政策“排头兵”的作用。当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殖民地的财产被没收，所谓的日氮康采恩彻底垮台。

　　株式会社是1949年在水俣得以重新开始氯乙烯生产之后从在外资产的丧失和战后的混乱当中好不容易重振起来的。第二年，株式会社更名为新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之后的1952年，战前开始的以碳化物为原料的有机合成化学成功实现了乙醛至辛醇的诱导。这种辛醇成为了氯乙烯的可塑剂DOP（Dioctyl Phthalate）的原料。在日本最初的工业化中，这使得作为创业者的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也顺利促成了株式会社的再建。与此同时，为了改善生产的热经济性，并在考察了独特的方法后，又一跃成为与战前有着相同评价的合成化学领域的“技术的窒素”。

　　然而，随后水俣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自1946年以来，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一直不经过任何处理便向水俣湾排出乙酸工厂的废水，到了1949年，鲷鱼、虾、沙丁鱼和章鱼等已经很难在水俣湾捕获到，1952年出现了在当时还不明确的最早认定的胎儿性患者。第二年，水俣湾的鱼类浮出水面，猫因发狂而死等现象接连发生并急速增加。1956年5月1日，如前所述，细川一院长向水俣保健院报告了窒素附属医院的5名患者出现了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疾患。这是水俣病的正式发现。

　　水俣病发生的原因是以碳化物为原料，在由乙炔产生乙醛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作为催化剂的无机汞（硫酸汞）。这种无机汞的副产物有机汞（烷基汞化合物，主要是氯甲汞）被工厂排放到了百间港（1958年开始由八幡水池排向水俣川），患者的发生由水俣川河口扩大到了不知火海一带。这种有机汞，经由土壤中的微生物、浮游生物、小型生物及小型鱼类，在食物链中被浓缩并被人食用，在人体内脏及中枢神经蓄积并最终发作。水俣病患者的数量随着窒素水俣工厂乙醛生产量的增加而增长。1961年，胎儿性水俣病患者首例得到确认。

原因调查

　　多数患者出身于渔民家庭。因为不知晓原因，最初被称为传染性的“奇病”。水俣市设置了奇病对策委员会，熊本县委托熊本大学进行原因调查。该学校的研究班早在1956年11月就得出了“（这是）由某种重金属导致的中毒，经过鱼、贝类进入人体，新日本窒素的水俣工厂作为污染源最值得怀疑”的结论。次年1月，水俣市渔业联合针对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提出了排水中止及设置净化装置的要求。工厂方面虽然否定了这一事实，水俣保健院长伊藤莲雄进行了给猫喂食水俣湾捕获的鱼贝类的实验，确认了猫的水俣病发作，并证实了水俣湾的鱼、贝类是有毒的。

　　在此基础上，熊本县探讨了由发布食品卫生法而禁止在水俣湾捕鱼的措施，并向厚生省咨询。但是厚生省却作出了“还没有明确的根据来证明水俣湾特定地区的所有鱼、贝类有毒・・・对食品卫生法的适用不能认可”这一维护新日本窒素的表态。这一非科学的政策对水俣病的扩大化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方面受到了重责。其实，为了避免水俣病的扩大，停止工厂污染物质的排放或防止人体摄取此类物质都是可行的。国家（厚生省）不实施任何一方的政策，造成了水俣病患者的不断增加。

　　直到1959年11月，患者的发生区域由水俣湾附近扩展到了不知火海沿岸一带。虽然已经知道水俣病是由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的排水所造成的，工厂方面却加以否定，仍然向外排放废水，这也是因为国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反而继续采取维护企业的政策。实际上，虽然错误地确定了原因物质，厚生省已经在1958年6月发表了“污染发生源是水俣工厂废水”的意见，第二年1月设立的食品卫生调查委员会下的水俣食品中毒分会（代表是熊本大学校长）于11月13日得出定论，认为水俣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有机汞。但是，所谓的水俣食品中毒分会当天就被解散，之后厚生省再未进行过细致的调查。这期间，一直在进行原因调查的熊本大学的研究者们于1959年7月发表了有机汞说。工厂附属医院的院长细川一也由对猫投食鱼贝类的实验到1959年10月直接对猫进行投食工厂废水的实验，确认了名为400号的猫发生水俣病的事实。在当时，这一实验最终明确了水俣湾的鱼贝类缘何被污染这一事实，但是工厂方面将其结果隐瞒，并且不允许细川等人再进行相关实验。

　　虽然实验明确了工厂就是致病原因，但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针对1958年7月熊本大学和厚生省的意见，即对工厂废弃物中的化学物质原因说一直持反对态度，同年11月又向熊本大学研究班提出了反论书，否认自己的责任。此前的8月，东京工业大学的清浦雷作未经过详细调查就否定了有机汞说，并发表了自己的“胺说”，9月，日本化学工业会的大岛理事提出了“爆炸说”。这些中央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提出的“学说”虽然都是错误的学说，但与地方大学研究者的学说相对持，被用来否认后者的学说。中央著名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北川徹三在缺乏科学依据的前提下提出了农药说——新泻地震时流出的农药污染了鱼类，与甲基汞化合物原因说唱起了反调，拥护了维护企业利益的通产省的立场。

　　水俣市有着众多的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雇员，水俣市及其财政也依存于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由于被称为“企业城市区”，水俣市和水俣市民都采取拥护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的立场，将水俣病患者和渔业孤立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因窒素株式会社拒绝补偿导致生活贫困的以渔民为主的水俣病患者，不得不接受1959年12月窒素株式会社的所谓慰藉金协约。针对一律300万日元的患者要求，株式会社方面做出“并非补偿而是作为慰藉金，成年人10万日元，未成年人3万日元（年额），死者30万日元，而且即使今后明确了是工厂方面的原因患者也不能对株式会社要求赔偿”这样的回答，之后被法院判为“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协约”，并宣告无效。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对渔业的补偿也不完全，而且实施了根本无效的汞对策，并大力宣传经排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无害化，对劳动组合采取攻势，患者们不得不选择沉默。但实际上，患者仍在持续发生，以致到了1962年，胎儿性水俣病扩大化，有16人被认定。 　　在通产省的强力支持下，对病因的隐瞒和通过对患者进行攻势使其保持沉默，在全国汞的使用并不充分的产业振兴优先行政下催生出了第二水俣病，即新泻水俣病（1965年正式发现）。

日本的化学工业与通产省

　　给持续发展碳化物为原料的有机合成工业的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带来危机的是石油化学工业的崛起。二战后，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国改变了对日战略，从“和平的日本复兴”转换到培育“作为反共防波堤的远东工厂”。由此，当初受到禁止的石油产业也被解禁，美国石油资本开始进驻日本市场。美国企业在技术上也将产地的石油精炼方式转向消费地的精炼方式，同时将技术引入日本，通过与日企的合并开始孕育石油精炼及石油化学工业。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不断建起了石油精炼工厂和石油化学联合工厂。在日本，面对石油产业的崛起，煤炭的没落理所当然，产业政策的课题只是如何让煤炭“安乐死”。然而，实际上也并不是绝对不需要煤炭，让日本的煤炭产业没落的同时，进口国外产的煤炭，以国外煤炭、焦炭为基础的钢铁业以及进口原材料出口铁矿的造船业得到了繁荣，其结果形成了沿岸石油联合工厂的原料资源工业和内陆地区机械化大量生产的国内产业结构。

　　面对石油化学工业的崛起，含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在内的碳化物派企业与碳化物工业会等业界团体一起寻求通产省的保护。通产省开展了“碳化物及焦油工业促成对策”等保护政策，由此开始了对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的保护政策。原有的碳化物派企业将碳化物生产设备大型化，使得50年代日本的碳化炉成为世界最大规模。

　　与此同时，通产省也考虑到振兴石油化学工业的必要性，不得不采取所谓的两面政策。为了促成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于1955年制定了石油化学育成计划。然而，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并未被纳入第一期计划。建立在碳化物技术基础上获取了垄断利润的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开始落后于与被纳入第一期计划的三菱、三井、住友等旧财团企业。为导入新技术，资本是必备的，因此，新日本窒素开始拼命增产。由此开始施行劳动强化，同时为了加速资本的流动并获取高额利润，他们无视生产过程的安全性，本来在乙醛制造过程中作为催化剂使用的汞应该进行回收，却废弃此法转而将新的汞投入生产。因此，大量的汞随废水排出。随着乙醛生产量的增加，汞的废弃量也不断增加，由此也加重了对居民及渔民的危害。

　　由于乙醛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是无机汞，而水俣病则是因为有机汞中毒，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声称并非水俣工厂导致了水俣病的发生。但在1961年12月，水俣工厂的技术部从制造乙醛的精馏塔中检测出了甲基汞。第二年，熊本大学的入鹿山教授从乙醛工程的反应管采取的汞泥中抽出了甲基氯汞，连实验都不能说服的企业和通产省的“御用学者”清浦雷作等人的“胺说”的谬误不辩自明。然而，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仍然维护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这是因为一旦断定水俣病的污染源是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其生产自然被停止，就会阻碍该公司跨入石油化学工业，其结果将使得通产省所描绘的“日本石油化学化计划”受阻。

原因确定及预防原则

　　新泻水俣病的加害企业昭和电工一直到最后都在援引“御用学者”北川徹三的农药说作为抵抗，虽然厚生省的调查班已在1964年5月发出了原因是工厂排水中的有机汞的正式意见。在明确了新泻第二水俣病的原因后，熊本也终于在1968年停止了窒素株式会社（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更名为窒素株式会社）的运作。厚生省也在同年断定熊本水俣病也是因甲基汞化合物引起的，并开始了公害病的认定。从正式发现开始，实际上经过了12年的时间。1967年，熊本地方检察厅起诉元吉冈社长等人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后经最高法院判定有罪。1973年3月，依照熊本地方法院第一次诉讼判决，勒令窒素株式会社赔偿大约9亿日元。

　　虽然水俣病的加害关系变得明确起来，患者的救助问题却至今未得到解决。2004年10月，最高法院认可了水俣病“52年认定标准”的违法性，做出了承认国家行政责任的判决。但环境省和厚生省并未遵照最高法院的判决，直到今天认定审查仍会频频受阻。这是因为没有医学家认为国家的标准是科学的并在其方针下承担认定工作。不管审判是多么的特殊，不遵照最高法院判决都是法治国家不该有的现象。

后记

　　1991年，环境省公布了水俣湾周边地区的水俣病损害额和污染防治对策费用的比较研究结果。水俣湾周边地区的水俣病损害额全年126亿3100万日元，污染防治对策费用全年1亿2300万日元。对策费用只有损害额度的百分之一（如果作最新的计算，被害额度更大）。由上可见，在开始阶段如做预防不仅经济得多，对公害环境问题的对策也更有效。（作者单位：元东京工业大学经营工学教授，2009年退任后任该校名誉教授，科学史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