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do a good job on "pollution first and then treatment"
文/ 郭沛源
《环境经济学新论》之“新”可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潜在能力（Capacity）和治理（Governance），这体现了作者在新时期处理环境与经济问题的核心思想。他将环境问题扩展为可持续性的问题，涵盖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即环境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保护资源，而是如何让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社会延绵不息。潜在能力则更多从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解决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不让人忍受污染损害，而是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以便每个人能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治理则力图超越政府（Government）政策的单边框架，作者认为环境治理要动员利益相关方参与，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有机融合，治理方法也更具多样性。这些理念都比较前沿，隐约能看到发达国家正在从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认识环境问题——不仅仅要遏制污染，更要创造一种新的让环境、经济和社会融合的体系，发挥人的潜能，提高国民的幸福感。这或许也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先污染再治理的阶段，在探索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我们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环境经济学新论》的第七章“通过环境修复实现地区重建”详细分析了日本在水俣病（汞中毒）、痛痛病（镉污染）、四日市哮喘病（大气污染）等公害事件（多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的应对措施，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作者将环境修复措施分为四个阶段：定损救助，即确定受害者及赔偿方案；环境净化，即控制污染源，并实施源头治理；社会修复，消除居民与企业、居民与当局的对立情绪，改善污染地区的社群关系；经济重建，谋求以环境为中心的地区经济重建，重塑可持续的地区经济。
从书中案例看，日本处理这些公害事件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也是碰了很多钉子才慢慢摸索出来的。水俣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病实际上是因为汞污染导致患者手足协调失常甚至行动障碍，罪魁祸首是流入海湾的工业污染。因为牵涉者众，受害者认定困难，政府一开始规定由县知事进行认定，看似简单，但结果却是很多申请认定未被认定的患者提出司法认定的要求，最终经司法认定的患者远远超过行政认定的患者。另外，水俣病刚出现的时候，被谣传为传染病，给患者和水俣地区的居民都带来很多苦恼，据说严重到“只要一听说是水俣出生的人，婚事就会告吹，聘用就被取消”的程度，水俣产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更无人问津。结果，未患病市民迁怒于患病市民，导致市民之间、患者之间、患者同政府之间产生了许多激烈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一直到1990年含汞淤泥处置完毕（花了数十年！）之后，政府才开始着手解决。取得突破的是1994年上任的水俣市长，他认识到消除对立是地区重建的开端，上任伊始就举办水俣病牺牲者追悼会，公开承认以往市政府的水俣病对策是错误的，并对此做出了反省和谢罪。此后，他又开办了各种学习会、演讲会、对话会、国际会议等各种活动，鼓励市民思考与行动。最终，水俣市在1996年制定了第三次综合计划，把“实现环境重建和产业重建的产业文化城市”作为城市重建的目标。这并不是委托专家完成的，而全部是由市民参加制定完成的计划。此后，水俣市可谓旧貌换新颜，2001年获得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颁发的“生态城市”称号。
这一案例不禁让人唏嘘：排污容易治污难，治污容易治心难！恐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面临同样的挑战。日本的教训可做他山之玉。
作者单位： 商道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