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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评《消逝中的荒野》

发布时间:2011-03-31所属期数:2010.4
China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he Eyes of a Foreigner
文/郭沛源


书名: 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
ISBN: 7511100791, 9787511100795
作者: 理查德 B. 哈里斯
编译:张颖溢
出 版 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页数字数:280
外文书名: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China:Preserving the Habitat of China's Wild West
丛书名: 国际环境译丛·第1辑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句话放到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是最合适不过了。要研究野生动物保护,倘若没有长年累月的迢迢跋涉与野外观察,是很难做出真学问的。中国西部拥有广袤的荒野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极具研究意义,但研究难度也很大。可偏偏就有一位不畏艰辛、持之以恒的外国人,20年如一日,对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保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这位拥有蒙大拿大学野生动物学硕士及野生动物管理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名叫理查德 B. 哈里斯。自1988年以来,他造访中国超过30次,总共花了大概4年时间开展野外研究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西部度过的。理查德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国人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看法。

  尽管我没有见过理查德本人,但读完他的书,我猜想他一定“快人快语”,因为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迫不及待地摆明立场。他认为,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主要基于以下三种理念:(1)大多数野生动物都不应该被人们直接利用,应该通过明令禁止打猎,而将这些动物绝对保护起来,从而非常有意、明确地把野生动物同人类分隔开来;(2)自然保护区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在那里,任何情况都要优先考虑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保护区外,就不用考虑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了;(3)中国传统的野生动物消费仍然要支持,但是原材料可以通过野生动物圈养来提供,而并不考虑对真正野生的物种进行谨慎和可持续的利用。在理查德看来,除了第三种观念,其他两种观念不仅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甚至还同中国人对自然的普遍态度和理解相悖,这个体系结果可能保护了美景、人为生产了动物,但却没能保护野生动物。

  这些观点无疑是尖锐的。乍一读到,还真有点难以接受,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是不是个不懂中国国情的“老外”在指手画脚“瞎指挥”。但耐心将后面几章读下来之后,这种想法就被打消掉了。理查德不是不了解中国,而是太了解中国国情了。在他看来,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保护野生动物,不是指“保护野生环境下的动物”,而是指“保护野生动物免受野生环境的威胁”。简而言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永远是在人类的呵护之下。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建设起来的自然保护区并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有时候甚至适得其反。说到这里,理查德还幽默了一把,“畅想”了一个2020年“昆仑自然保护区”的虚拟场景(这个保护区并不存在):一个现代化的管理站、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博物馆、一条横贯山谷的主路、成群结队的游客以及为了接待游客而建设的餐厅和帐篷。如此一来,这个曾经只有几户牧民居住的山沟,变成一个有相当多人、相当热闹的地方,原来想要保护的动物往往会被吓跑掉。这样一种场景尽管很讽刺,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十年前,在新疆的一个保护区,我就看到门口悬挂一条横幅,上书“某某保护区食宿一流”!因此,理查德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如何保护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理查德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基本观点只有两条:(1)人类直接导致的野生动物死亡事件必须加以控制,但却没必要彻底根除;(2)大范围的土地利用必须考虑野生动物的需求。他承认,这种理念要求人类做出牺牲,至少会与一部分人的短期经济利益相冲突。具体说就是:个别动物允许被猎杀,以换取人们普遍接受对猎杀其他野生动物的限制;用野生动物的消费来弥补一部分因放弃开发栖息地而造成的机会成本;为了让公众能够接近、观看或利用野生动物,而接受由此造成的栖息地的小规模退化或野生动物行为的些微改变。

  鉴于此,理查德支持战利品狩猎,并在书中用专门的一章予以论述。与一般狩猎活动不同,战利品狩猎不是为了食物而猎杀动物,而是为了猎物的战利品价值(通常是成年雄性的犄角,偶尔是毛皮或整个躯体)。理查德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论述了战利品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看,战利品狩猎者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这相当于对“浪费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惩罚,这笔钱可以用于奖励那些“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从而实现可持续利用。从生物学角度看,战利品狩猎的数量较少,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情况,狩猎强度都还没伤害到种群。中国的战利品狩猎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2004年,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已经有十几个国际狩猎场。理查德认为中国的战利品狩猎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资金分配上。从理论上讲,战利品狩猎的收益应该更多给予当地社区和牧民,以补偿并鼓励他们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行为。但事实上,外国狩猎者支付的费用经过层层下拨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当地社区和牧民手里。理查德说,在阿克塞狩猎场,狩猎发生地的牧民能得到的现金收入只限于租马费,对绝大多数可能受野生动物影响的人来说,得不到任何直接的资金收益。这样,战利品狩猎行为并不能鼓励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丧失了真正的作用。理查德认为,这是一个被“浪费掉的机会”。

  理查德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些观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他认为,从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制定的角度,东西部的划分不能单纯依照地理位置或者经济水平划分,而是要按照土地利用特征划分,简言之,东部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式是农业,西部则为畜牧业。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有时会出现奇怪的结果,譬如四川省东部就可以划为东部地区了。但理查德认为,在自然保护领域,这种划分才是有用的。理查德还讨论了中国野生动物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对野生动物学研究的基金资助存在误区,那些承诺在短时间内取得创新成果、过于野心的项目更容易吸引到资金,而那些想为大厦添砖加瓦的、更实际可行的项目,却被认为不重要而被拒绝,发表论文的制度也常常驱动学生和导师去做些不重要的研究,而不去做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研究(因为野外研究比较难,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无法获得足够发表论文的数据)。

  理查德的这本书处处反映出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反映出他直率的个性。书中的内容多是平实的论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粉饰太平,里面有很多观点值得深入探讨。当然,也正因为他的率直,有些观点听起来不是那么悦耳,有些观点我们不一定认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观点不同可以批判、可以研讨,这不正是科学的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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