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面临挑战:用科学发展观打破利益之争


  聚合更广泛的改革动能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十个误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胡奎、程瑛、卢波、杨文宇,特约记者李兵/北京报道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两种观念和体制、新的改革力量和旧的保守势力在矛盾深水区进行全面碰撞和交锋的关键时刻──这就是改革的攻坚阶段

  在2004年找工作的马拉松竞赛中,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程祥是一个无可挑剔的选手。

  这个农家孩子比别人更早知道上大学的根本目的。这种先知先觉倒不是因为他别具慧眼,原因很简单:程祥入学后就申请了助学贷款,4年下来,他已经负债近1.7万元。

  这样,成本收益理论不知不觉间复杂化了朴素学子的内心。程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武汉,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300元,一年在3000元左右,“谈恋爱或者当学生干部,费用都会增加一倍。”程祥选择了后者,先后担任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和系党支部副书记。程祥认为是合算的,这可以在找工作时给自己增添筹码。

  但尽管这样,程祥面对的现实也实在严酷。他花了1000多元到北京参加中央某部委的公务员招考笔试和面试。但去年他们上一届35名同学几乎全部报考了公务员,只有一个最终入选。在这场竞赛中,他更担心的是看不见的“筹码”。

  被记者问到那个看不见的筹码是什么时,程祥一言以蔽之:就是“关系”。

  程祥的退路有两条,一是回湖北黄石老家务农;一是到民企去搞企业形象宣传。他天真地以为后者还有希望:关系筹码在民企不太适用。

  这只是当今中国一个极普通的就业故事。它说出的事实是,如今,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考虑各种各样的“关系”,考虑新的一年里怎样才能使自己在发展路途上付出的代价更小一些。

  而每一个“程祥”的命运选择,都与北京每一缕风向的变化发生着微妙关系。后面的问题是: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前途?

  中国发展亟须避免的风险成本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经济的发展并不伴随社会必然进步,出现道德沦丧,人的价值湮灭。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对外开放引发经济安全问题。

  北京春雨

  距2004年“两会”召开约半个月前,2月21日上午,一场刚刚下过的春雨(这是今年京城的第一场春雨),让位于北京西北郊大有庄的中共中央党校看上去清爽宁静,灵动欲飞──人们大概会以为早春就这么不期而至了,而去忽略伴着冷风扑面而来的倒春寒。

  细心者看到,门口增多了值班人员。原来,这一天是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结业式。前来的重要领导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以及十多位政治局委员。

  为期6天的研究班汇集了31个省(区、市)“一把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军队各大单位主官。3个月前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大都是这个研究班的成员。

  研究班的举行,是今年“两会”召开前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政治活动。海外媒体评论说,这是中共高层为全面实施科学发展观,向省部级要员所做的一次重要“誓师动员”,而在研究班里,党政军要员们也表明了他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立场和态度。

  这也预示了,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关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还将是讨论的焦点。

  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研究班的举行,是为了推动党内高层共识的进一步形成和扩大。”

  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国内一些人对科学发展观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有人说,这是指导全局的重要思想;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只是换了个说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有个别人提出,现在的一些做法,似乎又回到了过去,是靠老的东西,在故纸堆里寻找力量,这种做法不可取。

  针对这些声音,党内一位权威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今天中国的改革,绝非是简单地重复过去。

  他还强调:“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从单兵突进、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模式,发展到要依靠综合配套改革进行全面突破的阶段。这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科学发展观──重新梳理复杂关系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中国到了重要关口

  根据介绍,今年,中国在宏观调控、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等方面,均要力求有所突破。另外,中国还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实际上,举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究班,以及在“两会”上讨论科学发展观,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正步入十分关键的一年,改革发展处在重要关口。

  客观地看,一年来,新领导人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遭遇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地震、洪涝、干旱等多种自然灾害。在经历一系列复杂挑战后,人们满以为新的一年里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却不料禽流感自天而降;以重庆井喷、密云灯展踩踏事故为代表的各类重大安全事故,也在一个月内呈现出密集式的爆发,以至有人将猴年正月称为黑色的“死亡之月”。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拿这些“不祥”的天灾人祸来指责新一届政府:这就是中国人所期盼的改革吗?这就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吗?

  同时,就业、增收等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对今年工作构成极大挑战。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即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否则就有可能停滞不前。

  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2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前列。

  究竟是谁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尖锐问题。分析家们指出,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让百姓获得幸福的感觉。但是GDP增长并不能天然保证人民能够支配的那一部分必定更多。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铺开着两个前途:一种是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景,另一种,则是“坏的市场经济”、“拉美化社会”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两种前途,中国需要作何选择呢?

  共和国公民叶代辉也许是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两会”前夕,在春城昆明乍暖还寒的夜色里,这个乞丐悄悄来到街边的角落,依然用一块黑布裹住自己的脸,沉重地跪在冰冷的地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土碗置于膝前。他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脸。

  出生在贵州农村的叶代辉两岁时,一场大火夺去了他的父母和家居。面容完全被毁的叶代辉从小便靠乞讨延续生命。30年来,他跑过当地民政局、红十字会和新闻媒体,他一次次乞求:“只要能帮我整容,我就能干活养活自己。”

  无奈的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不能建立这样完善的救济和保障制度。

  改革不能浅尝辄止

  值得瞩目的是,去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成功的初步尝试,而表现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亲民风范,更让民众耳目一新。

  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直接影响到下层官员的行为。然而,出现像“总理为民讨工资”这样的事情,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中国现阶段的状况──也许,还不可以仅仅指责地方官员的无能。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由于多年“左”的路线造成的制度缺陷和思想遗毒不能短期内清除,一些重要的改革没有能够如期完成,中国的改革还需要“过大关”。

  中共权威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应当看到,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科学发展观还未贯彻执行到位的结果。

  观察家比较关注的是一种更重要的收获:过去的一年里,中央对社会主义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执政理念出现了飞跃。

  仅仅执政7个月后,新一届政府便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被称作“新三中全会”,它结束了20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

  有媒体评价:“整个一年里面,可以看到中央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虽然很难用一些概念来表述所有这些变迁,但明确的是新领导层已经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良好的发展势头能否保持?执政理念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实践?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方针能否贯彻下去?这都是“两会”及“两会”之后人们所关注的。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我们真心地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而叫好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若它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仅仅体现在部分领导干部的亲民形象和表率行为上,而落实不到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上来,不能落实到广大党政领导干部内心观念的转变和执政为民的行动上来,那么这个发展观就将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源于旧有矛盾和问题的种种罪名,都会被推到这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头上。”

  因此,改革绝不能浅尝辄止。

  一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

  ●全民抗击非典。

  ●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增长9.1%。

  ●人民收入、财政收入均增加。

  ●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体制创新,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

  ●就业、社保工作取得进展。

  ●依法治国力度加大

  ●政府建设得到加强。

  ●载人飞船上天。

  ●促进祖国统一。

  ●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利益变革前夜

  问题在于,统一思想不是办一个研究班就能解决的。

  去年至今,10余名正部级干部受到处分。每次,都挖出一大堆由利益网编织起来的蛀虫。在政府部门,在国有企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打着经济增长旗号而巧取豪夺发达起来的权贵集团。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遗余力对抗中央权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尽管强势群体或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与弱势群体一样缺少制度的保障,但是他们用非正式的方式获得权力和利益的能力很强。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指出,应当看到,现在的改革遇到的问题,很大部分是传统制度和利益结构的保守惯性所致。如何防止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的推进,防止他们操纵改革的路径,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

  “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如今围绕新发展观的所谓观念之争,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真正的本质,是一种‘真实的利益之争’,它是旧的既得利益群体与新的改革势力之争;是要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还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争。”中央党校的这位教授说。

  改革的突破,就是从观念的变革走向利益的变革。

  “有计划的综合改革”

  科学发展观的施行要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打开突破口,就必须依靠可持续的组织人事保障和制度安排,要让更多视野开阔、观念更新、能够真心实意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务实型干部登上权力舞台。

  纵观近来的人事变动,可以清晰地看到,腐败力量正在瓦解,新的改革中坚力量正在形成。

  杜钢建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计划的综合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从宏观到微观进行旨在尊重基本人权和保障人民民主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创新。

  专家指出,简单的经济民主,已经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国有资产的处理,还是“三农”问题,在本质上有如何解决好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对在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作了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中央党校教授介绍,在此次省部级干部研究班上,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干部在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关注“民主到底怎么推进”。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要埋葬的七种旧做法和旧规定

  ●政策不公与政策歧视。

  ●政策保护过度与保护不足。

  ●保护主义与国家垄断。

  ●重视审批与轻视服务。

  ●政企不分和以政代企。

  ●对上不对下与惟官不惟民。

  ●其他习惯做法与思维定势。

  中国要革除的五大体制弊端

  ●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缺乏规范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

  ●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

  ●分配关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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