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录自毛寿龙《迈向绿色的市场经济》，为独立成文时行文的方便，部分段落和文字次序有所调整。段落小标题为输入者魔鬼教官添加]

　　公有物悲剧

　　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多些相关的事物。”1968年英国留学生加雷特. 哈
丁所设想的“公共物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就是这一境况的现代概括。哈丁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蓄养的牲畜的数量是多少，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
只承担公用地退化成本的一部分，这时候就会发生“公共物悲剧”。哈丁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
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中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由于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因此人们在享有私有无的同时，也分享着大量的公有物，除了哈丁所说的工友牧场外，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是典型的公有物，也很容易遭到滥用和破。比如在环境问题上，森林过度开发，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就是公有物遭到滥用的经典例子如果森林不属于任何人，这时就没有任何人有兴趣去保护、护理、种植树木。由于这个原因，当森林看法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大批原始森林就被砍伐得只剩一些树桩了。为了木材看法和农业发展等目的而毫无顾忌地毁坏森林，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地区，比比皆是。
　　这说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制度，在开发公共资源方面存在着恶劣的后果。环境保护主义者据次此认为，在存在自由市场制度的地方，公共资源就会遭到掠夺，就会发生哈丁的“公有物悲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引入政府，引入计划制度，钳制市场制度，遏制人们破坏公共资源的“自由”，从而保护公共资源。这一办法行得通吗？
　　人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间表明，制约市场机智，引入计划的政府干预，并不见得能够解决“公有物悲剧”问题。前苏联七十年的经验表明，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为惊人。

　　计划经济国家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人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间表明，制约市场机制，引入计划性的政府干预，并不见得能够解决“公有物悲剧”的问题。前苏联七十年的经验表明，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为惊人。

　　根据俄罗斯政府环境问题顾问安德烈。雅布罗科夫（Andrei Yablokov)的估计，在1964和1990年期间，因为环境污染的原因，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由70.4 岁下降到69.3 岁。在一些严重污染的城市中，预期寿命已经下降到44岁。雅布罗科夫断定，前苏联20%的人口生活在生态灾难区，30-40%的人生活在生态紧张区。1988年一份官方的报告承认103个 工业城市。总共有4千万人口，空气忽然水平高于官方确定水平的十倍以上，其中十六个城市高于50倍以上。受污染地区死亡率高于其他地区2-3倍，其中埃文斯克人的预期寿命只有32岁。
　　前苏联环境恶劣影响是长期的、广泛的，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自然环境，并将延续几个世纪。前苏联庞大的核工业可能是苏联生态灾难中对整个星球的生态完整性威胁最大的因素。切列宾斯克是战后修建的核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核工业设施，建成后发生过三次核灾难，每一次均可比得上甚至超过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而且，这些核灾难并非意外的事故，而是有意的结果：从1950年马亚克（切列宾斯克的别称）开始生产第一批核武器到1956年，官员一直在向附近的塔克河倾倒未经过任何处理的核废料。其后果就是80年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直线上升，血循环系统疾病增加了31%，哮喘增加了43%，先天残疾增加了23%，肠胃系统疾病增加了35%。这些数据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惯犯报告中也不能不承认。显然，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前苏联境内发生的大量核事故之一，这并不骇人听闻，而且更大的核事故的发生依然是可能的。
　　核灾难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惊人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实际上前苏联政府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是使整个地球环境付出重大代价的重要因素。巨大的羊群。超过草原可以养活的树木达二十倍，导致了严重的沙漠化。巨大的沙漠形成了，并且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扩张着。即使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今天，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仍然在破坏环境。环境破坏并未随着前苏联计划制度崩溃而绝迹，因为环境一旦遭到破坏，要修复是非常困难的，如根据立陶宛环境部门饿报告，苏联军队占领五十年内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至少需要花费1500亿美圆才能修复。前苏联中亚地区（现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开始大量抽取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水，河水入海量从50年代的平均每年550 立方千米下降到80年代初的零。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近30年里，咸海因大规模的农业灌溉计划而逐渐走向死亡，它的蓄水量减少了2/3，水面急剧减少，海水和周围的蓄水层越来越咸，供水量和咸海盆地近5000万人民的生计和健康受到了严重的的威胁。随着海水的减退，大块的含盐平地露出水面，大风卷起平地上的盐越过平原，吹落到邻近的庄稼地和牧场上，致使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阿姆河三角洲上的无霜期已经缩短到不足180 天，少于该地区主要经济作物棉花所需要的最少天数。不仅如此，咸海的变化还扼杀了规模巨大的渔业，该地区动物种群的种类已经显著下降。到目前为止，咸海的面积只相当于1960年的1/6，它在事实上已经缩小为一个盐湖。雄心勃勃的农业发展计划破坏了环境，但它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富裕和健康。在中亚地区，除了哈萨克斯坦情况较好以外，其他各共和国的收入仅为前苏联地区平均值的65%。而要拯救前苏联农业发展计划所造成的生态恶果，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除非发生奇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可能恢复到三十年以前的好时光了。

　　从实践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环境污染的确比市场经济国家严重，而且即使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不容易引起各方的面的重视，也不会有力量去认真治理。如前苏联的核污染，中国大跃进土法炼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滥伐森林、破坏草原等对资源的大规模的破坏，就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后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理。而在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在六十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为体出现后，就引起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使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现在市场经济国家的环境水平普遍比计划经济国家要好，就是证明。

　　　　　　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那么，什么是环境灾难的终极原因呢？是前苏联官员的恶意吗？是前苏联人民的愚昧无知吗？是经济计划执行失误吗？这些因素均可以成为环境灾难的替罪羊，但都不是环境灾难的根本原因。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计划制度。在这套制度中，没有任何有效的机智可以体制约计划者和计划执行者任意破坏环境的行动，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机智。来自动地纠正计划所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而计划制度缺乏约束机智的重要表现就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以及在此保护之下的明晰可见的产权制度。它就好象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没有法律，也没有产权，在其
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而短寿。”集体行动制度的缺陷是个人美德所无法弥补的。在完全没有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即使最具有善良意志的人，也不能随时明了自己对于环境的责任；而即使有人知道，这种制度也会自动地扼杀具有这种良知的人，使他最先陷入哈丁的“公有物悲剧”，成为该集体选择制度的第一个牺牲品。
　　从极力机制来看，计划经济制度的缺陷在于计划者、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实际动机与制度所需要的行为动机相违背，即两者的动机是不兼容的，它在动态上只会强化把资源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地方去，强化避免风险的倾向，士气不振，工作积极性差，结果就是资源配置浪费严重，技术创新意识薄弱，生产效率严重下降。从总体开发上来看，计划经济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耗费的能源要远远高于市场经济，高能耗、低产出，其结果必然就是普遍的资源滥用，而最终就是环境的破坏。
　　从信息的角度来看，计划制度无法有效率地开发和使用具有公有物性质的环境资源。因为在计划制度下，资源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稀缺程度，相对于其他资源的相对价格等情况，是很难确定的，如果要确定的话。信息收集的成本非常昂贵，并且在时间上也非常不及时。这是人类认识论方面的一大难题，是中央计划部门所无法解决的。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无法准确界定，相对价格无法合理地再搞清楚，其结果就是无法合理地开发、配置宝贵的环境资源。这时，即使在主观上想充分合理地开发环境资源，也没有充分的理性基础。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即使假定动机兼容，即所有计划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都有计划制度所要求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动机，计划制度也不可能有效地继续使用稀缺资源。由于无法低成本、及时地确定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结果所谓完美的计划不过是随即的筹划而已。在稀缺资源没有合理的成本制约的情况下，即使有人在良心上想节约使用资源，也无从节约起，因此计划制度只会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导致低产出，高污染。
　　产权模糊，是环境资源遭到滥用的重要原因。由于产权模糊，市场经济也会滥用环境资源，但计划经济滥用公共资源的程度、规模要远远大于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环境产权模糊的问题要比市场经济在规模上要大，在程度上要深。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的产权模糊导致对环境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在环境问题上，计划制度比市场制度更容易导致环境灾难。
　　此外，一旦导致环境灾难后，计划经济采取成功的补救措施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滥用环境资源的责任者均是国有企业，虽然在直观上很容易鉴定环境滥用的直接责任者，但在经济上很难界定的边际个体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操作上很难把握何谓环境资源的最优使用，何谓环境资源的滥用，这样在指定具体的惩前毖后时就缺乏合理的准绳。这时即使有心保护环境，有心治理环境滥用，也只能是根据主观臆测的标准而不能找到最切合实际情况的标准。

　　最后，从滥用环境资源和制止滥用政治力量格局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滥用环境资源的责任者往往是国有企业，而最终责任者是掌握企业决策权的政府本身，政企不分，企业滥用环境资源木器并非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由于政府本身就是滥用环境资源的直接责任者，它虽然名义上是公共利益和导致污染国有企业的双重代表，但在实际上解决国有企业滥用环境资源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偏袒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英里目标，这使得国有企业很容易以公共利益为借口，为环境的滥用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三上相对于政府来说，国有企业有着广泛的直接的群众基础，它能够动员至少是本企业的职工，作为与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职工、企业和政府均没有强动机去惩治造成环境污染者，而且还可以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滥用黄鲸资源的趋向。

　　　　　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相对于计划制度的上述缺陷来说，市场制度有两大优势。首先，它能够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并灵活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相对程度以及动态变化。由于价格机制确定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及其相对价格的信息要求较低，因此市场制度可以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及时地解决稀缺资源的定价问题。这就解决了集中计划制度所无法解决的人类认识的困境。

　　其次，市场制度作为一种“化公为私”的机制，它可以通过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把经济人的理性自利动机转换成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共同繁荣的“利公”动机。因此，在市场制度条件下，经济人的天然自利倾向与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保护所需要的“利公”动机是可以兼容的。

　　市场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护环境，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两大制度基础：产权制度和价格机制。其中私有产权制度促使人们保护稀缺资源，价格机制提供不同黄鲸资源相对稀缺的尺度，并以此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可以替代的资源，以相对不稀缺因而不昂贵的的资源来代替稀缺而昂贵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资源；在另一方面，它还会促进人们进行技术创新，来开发并有效使用既有的稀缺资源。这说明，市场制度在开发和使用稀缺资源方面是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计划制度相比，它更是环境的朋友，而不是环境的破坏者。在生态问题上，市场制度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公共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共物悲剧”。

　　最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发生滥用环境资源的问题，要采取补救的措施也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滥用环境资源的一般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这时不仅仅在直观上很容易找到滥用环境资源的直接责任者，而且也容易在经济上鉴别滥用环境资源使用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从而找到具体的标准，迫使滥用环境资源的责任者在环境资源利用方面所付出的边际私人成本逼近边际社会成本，由此根除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根源。另外，从政治上看，市场经济中滥用环境的责任者主要是私人企业，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强大的政府来说，是弱小的，它们不可能象国有企业那样有能力去动员本企业的职工去对抗政府；它们与政府之间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不象国有企业那样和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它们的经营目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企业老板的营利最大化，它并不直接承担所谓“公共利益”的责任，因此它也不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来逃避滥用环境的责任。这样，私人企业不太可能象国有企业那样肆无忌惮地去污染环境，而且一旦私人企业滥用了环境资源，政府也有力量、并且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制订和执行制止环境资源滥用的法律。因此，从政治上来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动力去滥用环境资源的只有边际社会成本超过边际私人成本的私人企业，而有动力去治理环境滥用的不仅有企业职工，而且还有强大的政府。此外，还有要求公平竞争的珍惜环境资源的私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