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1/12/07 14:16 三联生活周刊

　　9月19日，浙江省建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案件受到广泛关注:407名小学生集体起诉该市一家企业污染环境，对他们造成损害，并要求赔偿。

　　小学生集体起诉污染企业，这个在我国并不多见的事物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公众的环境意识。今年8月的一项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预期。对于“谁在保护环境方面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48%的受访人认为是公民个人。

　　环保人士沈孝辉认为:在我国，目前环保还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但他同时也说，“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而这其中，民间环保组织以及由他们直接或间接产生出来的民间环保英雄的角色也许更为独特。

　　自然之友书系中的《雪山寻梦》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80年代，环保还只是环保工作者、科学家、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关注的份内工作。到90年代，作家、记者开始关注环保，产生了绿色文化;企业家和厂商开始关注环保，形成绿色产业，生产出绿色仪器和其他绿色消费品。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肖广岭负责的一个项目《北京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调查和对策研究》的成果显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是化共参与环境保护。

　　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也是中国环保公共空间不断发展的一个写照。

　　环保的公共空间的扩张与“环境”自身的特殊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贾峰副主任总结说:环境问题来得太迅猛了，与我们的生活又太密切了，这是一个本身就易引起关注的社会热点;“环境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自身有着超越阶层、超越政党的强烈的泛社会性”，这直接导致了环保的发展空间较之其它更为开阔。

　　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90年代中期成立时，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就是:政府愈来愈重视环境--"80年代如果政府为某个项目投几个亿就了不得了，但是现在仅北京就拿出100多个亿专门做环境投资，这几乎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而同时，环境也愈来愈恶化。

　　就在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开始追求在各领域权利的同时，也在以各种形式承担起社会责任，而从空气质量由周报、日报到预报的信息公开化过程，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贾峰举了一个例子:《焦点访谈》播出的一系列环保专题片中，有相当一部分曾是原来的内参片，现在这种“抹黑”的东西开始面向公众了。

　　肖广岭觉得较为突出的是环保的国际背景。由于环境的“中性”特征，使其在国外被列为所谓“第三股力量”——民间组织“最有可能取得某种突破的运动方向”。在被称为20世纪最成功的社会运动之一的环境运动影响下，我国产生了一些脱离官方的，行为方式向西方环境NGO组织靠拢的民间环保组织。据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民间组织》资料显示，目前北京有16.34%的民间组织从事环保和动物保护活动。

　　自然之友、地球村、绿色家园志愿者等六个主要的民间环保组织，是肖广岭认定的“纯粹的民间环保组织”，而这些组织中的梁从诫、廖晓义等人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环保的民间英雄——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的意义上的环保传奇:人们熟知的野牦牛队就是典型的个案。而比之淮河治污、植树造林，这样的传奇更生动，更具体，也更具消费性。公众在接受环保观念的同时，更深刻地记住了这些英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制造关注其实是民间组织生存的一种方式，而不同于国外成熟的民间环保组织，无论是自然之友还是地球村，他们制造关注都是由于特殊人物:“廖晓义是环境影视的独立制片人，她本身就制作节目;而梁从诫所在的自然之友中，有很多会员本身就是记者。”贾峰还强调一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NGO的社会呼唤特别强烈，他记得中央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要表现公众环保的社会参与程度，想来想去要找的还是自然之友、地球村一类的民间组织。

　　就在大量的事例说明我国环保的公共空间之变得宽广的同时，能为其做例证的环保民间组织却又从侧面展示出了这种公共空间的有限性。

　　9月19日，就在400多名小学生为环境打官司的同一天，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在京召开了一个与在华外国企业的交流研讨会，会议主要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民间NGO与在华外企的关系，以使NGO获得支持其发展的经费。

　　没有真正的财政经费只是缺陷的一个方面。贾峰认为，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还处于婴儿期，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拿自然之友来说，在其常务理事之中，还没有专门的、特别专业的环保人士;再比如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为电池污染、保护藏羚羊等环境问题呼吁。但在国外，一个成熟的环保民间组织是有明确指向的，比如专门提建议的民间环保组织，不只是发现问题，重要的是要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并产生相应的结果，作出规划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

　　民间环保组织是中国环保声音多元化的一部分，是中国环保代表性的一个体现。在这些环保民间组织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环保民间组织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社团”——他们只是借以教育机构，或是以企业形式注册。不允许成立真正的社团，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日常办事机构，“有事就来，没事就歇着”——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另一方面，这种环保组织太依靠这些环保的民间“英雄”了，贾峰说他们由此不具有可复制性，“中国有几个梁从诫，有几个廖晓义？”

　　作为民间环保英雄的一个符号的野牦牛队已经解体，对这种转变，社会已经可以理智地接受了——野牦牛队的消失其实官方环保与民间环保两种力量的合流，这也预示着环保的公共空间有了进一步拓展。贾峰认为，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奋斗多年的民间环保组织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这些都是90年代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