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消费者或者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价格机制之外传递的。外部性的实质是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的表现。当一项活动的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时，存在负的外部性；反之则存在正的外部性。
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当事人不同的行为选择和事件的不同解决方式，带来不同的社会效率。
制度A：
在制度A的情况下，Smith在菜园中季节性的施肥导致Jones的损失，这是一个负的外部性问题。但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Smith有施肥的权利，也没有规定Jones有不受气味影响的权利。在这种初始权利界定不清的情况下，Jones如果想减少自己的损失，只能和Smith进行谈判。
如果谈判无成本，那么根据科斯第一定理，谈判结果会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如果Smith施肥所带来的收益高于Jones所受到的损失，或者高于采取防止Jones到受损失的措施所需要的费用（如搬迁学校），那么Smith会支付Jones受到的损失或采取措施的费用以换取他可以继续施肥的权利。Smith选择支付哪种费用取决于这两类费用的高低。如果Smith施肥所带来的收益小于Jones所受到的损失，那么Jones会支付Smith不施肥所遭受的损失以使自己不用承受气味影响带来的损失。
上述分析是在理想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在现实中谈判存在正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小于交易所带来的收益，那么谈判有可能改变现状，而其结果如何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双方谈判的结果不会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是帕累托改进。
如果交易成本高于交易所能带来的收益，那么Jones会放弃和Smith进行谈判。在此情形下，Jones或者选择继续忍受Smith施肥所带来的气味影响，或者将学校搬迁至Smith的菜园的上风向，或者干脆关闭学校去从事其它工作。Jones做哪种选择取决于各种选择的成本。无论Jones做出哪种选择，他所遭受的损失都不能从Smith那里得到弥补。此时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最差的。这种情形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Smith极有可能不去理睬Jones的谈判意愿。因为现状对于Smith没有任何损害。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没有初始权利的明确界定，在现实情况下，为了减少由于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受害者必须寻求与污染者的谈判，谈判必然要付出成本，且成本很可能高到谈判双方都无法接受的地步。无论哪种情况，社会福利必然受到损失。
因为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高于社会受益，且不受政府和法律的管制，这种私人利益的驱动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带来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损失。如果Smith在散布异味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丝毫的限制，（即在谈判中全胜），则也许为了扩大种菜的利益，他会扩大种菜的范围，或是加大施肥的力度，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带来的环境恶劣影响也将更大，到时候，影响的也许就不仅仅是Jones，而是整个社区了。
由此可知，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负的外部性问题带来的影响将会扩大，社会损失逐渐扩大，而社会效率是极低的。
制度B：
解决外部性问题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明确界定产权。在制度B的情况下，法律将享受安静和清新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受害者Jones，即Jones有权维持其享受清新空气的权利，并获得赔偿或勒令Smith停止散布异味。这是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一种方式，即Smith必须承担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但Jones要行使该权利必须首先向法庭提起诉讼，并寻找公正的检查者为自己证明的确受到Smith的行为的影响。这同样需要Jones为此支付费用。虽然Jones可能最终能够能过法律挽回自己的损失，但他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成本，同时Smith也要为此支付成本，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过高，Jones可能选择与Smith进行私下协商，并将法律赋予的权利作为与Smith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Jones干脆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Jones选择哪一种行为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及交易成本有关。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有法律明确所有权，且该制度下制度的执行和交易成本较低，则该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有改进作用的；若执行和交易成本过高，则该种制度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
2.
问题假设：
1 Taylor具有$50，000/年的固定收入来源以及固定居住场所。
2 Taylor可以随时获得足够的塑料垃圾来源，而且是无需成本的。
3 Taylor具有金融方向的MBA学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
4 Taylor作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代表且仅代表个人选择。
5 Taylor具有独立的全职工作，只能依靠业余时间处理垃圾问题。
决策因素：
我们认为以下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Taylor的行为选择：
1 Taylor本人对塑料垃圾的确切关注（厌恶）原因
可以假设Taylor具有一定的环保知识，在科学上认识到塑料垃圾不利于资源再生化并且破坏环境，这是一种理性认识。或者Taylor是一个“洁癖”人士，他无法忍受生活在一堆垃圾之中，这是一种感性诉求。
2 Taylor的个人支出状况
前已述及，Taylor的每年固定收入是$50,000，除去日常开销，偿还银行贷款，进行金融投资等以外，假设其客观剩余为R（remain）（0<R<50000），则Taylor能够为解决垃圾问题所能进行的最大资本投入是R（注意这里并不是Taylor的处理成本，因为他还可能从周边人士获得补偿）。我们在这里不考虑Taylor对塑料垃圾极度厌恶以至其意愿处理成本高出最大额B进而影响Taylor正常生活的情况。
3 Taylor本人对垃圾的反感程度
显然，反感程度越高，Taylor作为行为人越愿意付出成本以求解决这个问题。假设由这个反感程度确定Taylor对于R的支付系数为c
(coefficient)(0<c=<1)。
4 Taylor居住地的环境美化状况
环境美化状况越佳，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对于塑料垃圾的处理要求也会相对苛刻。由此带来的美好的群众环境诉求会对Taylor的垃圾处理给予较高的道义支持和心理满足感。
5 Taylor周边居住人的情况和态度
居住地环境状况只能作为外部环境，更能影响Taylor行为的是周边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环保意识。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假如没有Taylor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周边人士中会有另一个“Taylor”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Taylor的行为能够改善其生活环境，那么这些人可能给予Taylor经济上的支持。Taylor需要调查周边愿意付费处理垃圾的户数N和平均支付意愿额I（average
defraying inclination）
6 Taylor的社会信用度C(credit)
体现在即便周边人士愿意付出一定成本帮助某位潜在热心人士解决此问题，从而改善共有环境，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Taylor会处理好这个问题进而给予支持。
7 当地市政建设状况和交通设施状况
市政建设越齐全，交通状况越完善，Taylor本人在处理此问题时的时间精力成本就会比较小，随之也带来较小的机会成本，这会促进Taylor对于此问题的解决。
8 当地关于塑料垃圾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
包括政府对于随意弃置废弃塑料垃圾的处罚P(penalty)，对Taylor行为给予某种物质或精神层面的褒奖A(award)。
9 或许存在的第三方处理机构
比如专门回收废弃塑料垃圾的组织或社会团体,这样会存在一个转移费用E(transferring expense)
决策选择：
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Taylor有如下的几种决策可供选择
1 毫无作为的妥协，继续使用塑料袋，不作任何改变。
2 放弃使用塑料袋，转而使用替代产品。
3 继续使用，并且就地处理。
4 继续使用，收集之后运输到344公里之外的回收站。
5 继续使用，收集之后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理。
决策成本效益分析
方案 |
成本 |
效益 |
罚款 |
运费 |
机会成本 |
转移支付 |
替代费用 |
环境改善 |
心理认同 |
经济奖励 |
1 |
可能有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可能有 |
2 |
无 |
无 |
基本无 |
无 |
有 |
有 |
有 |
可能有 |
3 |
无 |
无 |
有 |
无 |
无 |
有 |
有 |
可能有 |
4 |
无 |
有 |
有 |
无 |
无 |
有 |
有 |
可能有 |
5 |
无 |
无 |
有 |
有 |
无 |
有 |
有 |
可能有 |
决策函数以及选择标准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概念函数，对于Taylor的选择提供量化的经济参考。但是对于道义上可能受到的谴责或褒奖无法进行确切的评估，而只能根据上表做大致的倾向性判断。
f=[c?R+NIC+A]－[运费+机会成本+转移支付+f(替代方案)+P]
针对各方案的选择标准如下：
方案1：Taylor无法得到周边人士的响应以及政府赞许，NIC和A小得可怜。而cR也很小，连f(替代方案)的费用都不够，更别说运费什么的。由于这种经济能力上的窘境，Taylor不得不接受继续使用塑料袋并毫不作为的处理方式，尽管他很不乐意而且可能面临罚款。
方案2：情况和1基本类似，但是cR基本能够抵消f(替代方案)的费用，这使得Taylor可以选择使用替代产品而获得一些心安。
方案3：情况稍稍好了一些： [c?R+NIC+A]> f使得Taylor可以亲自动手解决问题了。但是由于[运费+机会成本]
>[c?R+NIC+A]，Taylor无法将垃圾运出，只能自行就地处理。
方案4：情况好多了，在足够的支持下：[c?R+NIC+A] >[运费+机会成本]，Taylor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将垃圾运往344公里以外的回收站。
方案5：假设有第三方的垃圾处理机构存在，而且[运费+机会成本] > [c?R+NIC+A] > [转移支付]，那么Taylor显然会选择这种轻松的方式。
3. 提供四个例子（可以是虚构的），每个例子都要涉及一个公司和环境，正好是矩阵
中给出的四种情况。描述该例子的主要特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1 2
good for business firm good for business firm
good for society bad for society
3 4
bad for business firm bad for business firm
good for society bad for society
第一种情况
世界最大的复印机生产商美国施乐公司从环境发展战略的制定入手，以产品的设计为起点，在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周期中全面引入绿色再生产概念。他们从一开始就设计一种能够利用旧零件重新生产新机器的机器。为了使得重新利用率尽可能的高，在初始设计的时候施乐就注意在同一系列的产品中用了60%的通用部件。同时，施乐也保证产品在采用旧的零件或者旧的产品在重新组装过后，其质量和可靠性能够达到标准，公司经过了一系列严格而且复杂的检验，如果顾客不满意，施乐负责收回。
施乐的绿色概念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仅减少了电子垃圾的产生，而且每年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年同过回收再利用施乐可以节省2亿美元的开支。
施乐公司的做法是既对公司有益，又对顾客和环境有益的，因为施乐公司将环境概念确立为发展战略的核心。
第二种情况
假设一个牛奶厂自己喂养奶牛，在一片产权不明确的山坡上放牧，相比牛奶厂自己去买草料喂养奶牛，放牧饲养的成本低很多。由于长期、大批量地在同一片草场放牧，很容易造成过度放牧，使该山坡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土地退化。
这个例子中，牛奶厂由于利用公共草场饲养奶牛，节约了成本，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是由于并未给予草场适当的维护，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影响周围居住人群的生存环境和质量。
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没有对山坡的产权进行确认，造成了公地的悲剧。
第三种情况
一个化工厂，向河道里排放不经处理的废水，造成了水环境的污染，根据环境保护法，环保局要求该工厂必须上污水处理设备，不能直接排入河里。污水处理设备一般运行成本都很高，上此设备无疑对企业来说是不利的，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成本，但是对于社会环境来说是有利的，减轻了河水的污染。
第四种情况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不合理的规划，在不适宜发展重工业的地方，如北京，上马了很多重工业项目，但是由于北京既不具有能源优势、也无劳动力优势，这些企业靠国家的政策扶持，并不具有自生能力，这样的企业发展是畸形的，不能靠自身盈利，同时由于规划的失败，这些重工业企业产生的污染物对北京的环境造成了危害，并对周围人群的健康也造成了影响。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决策者在做决策时没有全面考察公司选址周围情况，没有分析公司的优劣势以及对环境和人群可能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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