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 世纪60 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专家们就以高度的敏感和哲学智慧指出：人类的命运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宣言，拉开了一个新时代— —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宣言，向人类展现了生态文明的广阔前景。
大卫铃木先生的这篇《Nothing simple about nature》主要通过论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来说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提醒人类时刻不能掉以轻心，低估了大自然的“智商”，把大自然简单化了。这里所说的复杂性主要是指生物群落的复杂性，包括物种的丰富度、物种间的关联组成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学家普遍认为，当一个生物群落的复杂性高时，这个群落内部就存在一个较强大的反馈系统，对环境的变化和群落内部某些种群的波动，就会有较大的缓冲能力。从能量流动角度来看，复杂性高的群落，食物链和食物网更趋复杂，群落中的各个成员既可以接受多种途径的能量输入，又可以对其他成员有多种途径的能量输出，也就是说群落内部的能流途径更多。如果其中一条途径受到干扰或堵塞不通，群落就可能提供其他途径进行补偿。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生态学家普遍认为，群落的复杂性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生态学家通过理论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复杂性并不一定导致稳定性。对于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来说，稳定性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群落自身的特点(如进化历史的长短、物种多样性及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等)，群落受到干扰的性质、大小、持续时间等，估计稳定性的指标(抵抗力、恢复力等)，等等。
一般来说，热带雨林抵抗干扰和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比苔原生态系统强。但是，热带雨林一旦受到严重破坏(如过量采伐)，它要恢复到原状的时间则非常漫长；而苔原生态系统在受到严重破坏后，恢复时间就比较短。这就是说，就抵抗力稳定性来说，热带雨林比苔原高；而就恢复力稳定性来说，苔原则比热带雨林高。就同一类型的生态系统来说，抵抗力和恢复力也因生态系统所处的发育阶段而有差别。一般来说，顶极群落的抵抗力强，恢复力弱；发展中的群落的恢复力强，抵抗力弱。
人类面临的生态系统是复杂多变的,具有开放性、组元的大量性、强非线性耦合等特征,是一个涉及到多种因素和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典型复杂系统,是没法还原而必须从整体论的角度去把握。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研究与当前的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不期而遇,已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生态系统复杂性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分别是：非平衡态热力学方法，协同学方法，自组织临界性理论，层次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各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生态系统复杂性的研究还有待于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新的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出现。
另外，查资料得知，铃木教授在2003年出版了这本颇具前瞻性的《神圣的平衡》，对人类的基本需求与真正底线提出了大胆的另类看法，以重新寻求人类的自然定位。他通过具体建议，指导我们如何满足真正的需求，如何创造生态永续、充实、公义的新生活；并且讲述了几则范例，描绘一些化信念为行动的人士如何创造上述的新生活，最终教导人们如何与周遭世界和平相处。
Balance is important for the nature, not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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